医疗是民生之本。“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是城市发展让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基础之一。回顾银川市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医疗卫生保障作用有效发挥，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医疗机构由少变多看病方便了

     5月18日，72岁的银川市民任华和老伴儿王秀丽一起来到长城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接受健康体检，这是银川市为辖区所有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的健康福利。除了测血压、血糖、抽血这些常规检查项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体检项目还包括骨密度、B超、远程电生理、远程眼底检查等，基本满足了各种慢性病、常见病的检查诊断需求，提供着长期的、动态的健康监测和诊疗服务。

     任华老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老伴儿王秀丽患有心脏病，曾经做过心脏支架手术，俩人都签约了家庭医生，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重点服务对象。做完体检，两位老人来到诊室咨询，当天有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下社区坐诊，他们又咨询了各自的病情。社区就诊的人不多，基本不用排队，专家耐心地讲解了十几分钟。

     任华老人感慨道：“社会不断进步，看病越来越便捷了，有个头疼脑热，从家里走到社区医院不到10分钟。我们老两口都有慢性病，社区的医生护士过段时间就主动打电话随诊。”在他的记忆中，1969年刚参加工作时，医疗服务可没这么方便和周到，无论大医院还是基层小医院，能提供的服务比较简单，其次数量也不多。

     大多数老百姓小病扛一扛就过了，对疾病的诊疗意识并不强。几乎家家都常备去痛片之类的药物，老年人腰疼腿疼、头晕不舒服，都习惯先吃去痛片，实在扛不住才去医院看医生。　　

     记者翻阅《银川市卫生志》，其中记载，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卫生行政机构分设自治区、市、县三级。银川市卫生局大办卫校，将卫生所、联合诊所合并成立公社卫生院，兴办大队卫生站。到1965年，银川市卫生机构增加到近200个，有医院床位2290张，卫生人员达1470人。开展疫苗接种预防传染病，开展妇女病普查和治疗。1966年起，北京、天津一批医务人员分配到银川各农村卫生院工作。银川市开始撤并医疗机构，农村卫生条件多有改善。1971年，撤并的医疗机构开始恢复，医院、卫生院都有所发展，医疗技术提高。到1977年底，银川市每个生产队都办起合作医疗站，村村都有“赤脚医生”或卫生员、接生员。

     1978年以后，银川市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到1985年底，银川市实现县县有综合医院、有中医门诊部、有卫生防疫站、有妇幼保健所的目标，所有乡镇都有卫生院，村有卫生室，形成三级医疗卫生网。到2000年，银川市各类医疗机构发展到763个，卫生防疫机构10个，妇幼保健机构6个，医院床位5188张，卫生技术人员6838人。银川地区每千人拥有病床5.95张，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7.24人。

     进入21世纪，银川市以改革统揽全局，加快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步伐，形成卫生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格局。2005年底，银川市各类医疗卫生机构492个，比1949年增长5倍；医院床位9800张，比1949年增长300倍；卫生技术人员8619人，比1949年增长60倍。全市建立41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覆盖全市所有街道，近42万人不出小区就能得到快速、便捷、廉价的社区卫生服务。在全市19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243种药品“零利润”销售，建立社区卫生服务“银川模式”，并通过卫生部向全国推广。

     2012年，银川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903所。其中，医院5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53个，乡镇卫生院38个，门诊部9个，诊所和医务室443个、村卫生室270个，紧急救援中心1个，采供血机构1个，妇幼保健机构5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8个，卫生监督机构8个，健康教育所4个，计划生育服务机构1个，其它卫生机构9个。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11313张，其中医院10280张，卫生技术人员15952人。到2019年末，银川市开放床位数17113张，每千人床位数7.46张。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完善，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提高。

就诊环境今非昔比诊疗技术大跨步提升

     84岁的崔芝苓老人已经从护理岗位上退休30余年了，说起医疗卫生事业的今昔对比，她感触最深的是诊疗环境和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

     崔芝苓是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市助产学校护士班，1962年，23岁的她随丈夫来到银川，先后在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现为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人民医院（现为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医院”）从事护理工作。那时候的市医院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楼房，在当时是非常洋气的建筑，还有一部分是平房，崔芝苓工作的儿科就在平房里。她至今都记得，当时平房里没有暖气，冬天需要生火炉子，燃料是用煤渣和黄土混合制作的煤饼子，需要医护人员自己动手做。“那时候上班不仅要管病人，还要管炉子，交班时要保证炉火是旺的，如果炉火灭了，要重新生好火才能交班，否则会影响下一班同事的工作。”崔芝苓回忆道。

     20世纪60年代的病房是综合性病房，成年患者和儿童患者混在一起住院，也不分科室，夜里看病没有专门的急诊室。最艰苦的是病房里没有厕所，每天晚上，护士会在病房外发放便盆和尿壶，男患者用一个，女患者用一个，第二天早晨，护士挑着水桶收集这些容器里的排泄物，集中倾倒至外面的厕所，然后将便盆刷洗干净。

     除了简陋的工作环境，当时的辅助监测设备不完备，很多工作都需要护士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测算和记录。崔芝苓笑着举了个例子，护士每天都要记录所有患儿的尿量，测量方法是观察孩子尿布上湿漉的面积有多大，“我们在尿布上倒水，观察10毫升水湿多大的面积，20毫升水湿多大的面积，记在脑子里。”

     随着医学的发展，崔芝苓见证了医院的巨变，业务用房从平房变成了高层楼，硬件条件越来越好，就诊环境越来越舒适，诊疗技术也在大跨步提升。1995年，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被评为三级甲等医院。医疗机构开展特需服务，各医院争相引进先进的诊疗设备，诊疗水平普遍提高。到2000年，在银川市已能开展自体肾移植，以及前列腺切除术、膀胱再生术、淋巴消除术、脑癌切除术、脊椎侧弯哈氏棒矫正术、肢体延长术、创伤性关节置换术等高难度诊疗技术。

检查诊断设备升级换代创新“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

     从1969年到现在，72岁的候印西从事医学影像诊断工作已经52年了，亲眼见证了银川市医学影像诊断技术的发展变化。候印西是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作为退休返聘的资深专家，至今依然坚守在影像诊断工作一线。

   “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银川市各医院的检查设备全是普通的X光机。1993年，市医院才有了第一台普通CT，后来慢慢有了核磁、B超、钼靶，影像学迎来了飞速的、跨越式的发展，图像质量远不是过去能比的。”候印西说。

     以肺癌为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普通放射设备检查时，只有当病灶长成1厘米以上的实性结节才能被发现，此时病人基本已经发展至中晚期了。后来有了高分辨率的CT，当病灶处于最早期的毛玻璃结节时，就可以被发现。而毛玻璃结节变成完全实性的结节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这意味着肺癌的诊断提前了几年甚至十几年，这对病人的治疗非常关键，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候印西说。

     影像学发展的另一个突破是数字化。候印西笑着说，最早时拍完片子要冲洗、晾干，这个过程最快也得1~2个小时，因此病人上午拍片子，下午才能拿到结果，下午拍片子则要等到第二天。现在有了数字化的影像后，普通影像半个小时即可出结果，CT也能在2小时之内拿上片子，病人看病的效率大为提高。

     随着银川市深入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影像诊断不再局限于一家医院，银川市成立了远程影像诊断中心，连接宁夏及周边地区的130多家医疗机构，72岁的候印西坐在电脑前，可以远程为基层医院的患者服务。患者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机构拍片子，三甲医院专家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发回诊断报告，既方便又省钱。这样的远程诊断模式也让候印西和整个影像诊断团队的工作效率成倍提升，“以前我们放射科一天诊断七八十个病人，现在我们一天诊断四五百例。”

     在银川，和远程影像诊断中心类似的还有远程电生理诊断中心、远程B超诊断中心、远程胎心监测中心等，以及上联北上广大医院专家的远程专家门诊和下联基层医疗机构的银川在线互联网门诊，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

文章来源：银川发布客户端